傍晚的光斜斜地切进客厅，把地板分成两半，一半亮，一半暗。我趴在亮处玩积木，塑料块碰在一起，发出“哒哒”的响，混着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声，像支乱糟糟的歌。
“妈，饭好了没？”我举着块三角形的积木，往厨房的方向喊。抽油烟机“嗡嗡”地响，没人应。
积木搭到第七层时，我听见身后影沙沙”的声，像有人踩着拖鞋在地板上走。回头一看，大姨伯站在客厅的阴影里，背对着光，脸有点模糊，可我认得他那件蓝格子衬衫——去年过年时，他就是穿这件，给了我个装着压岁钱的红信封。
“大姨伯！”我高胸喊，把积木往地上一推，爬起来就想扑过去。大姨伯总爱举着我转圈，胡子扎得我脖子痒痒的。
可他没动，就那么站着，手垂在两边，手指蜷着，像攥着什么东西。我突然发现，他的裤腿湿了一块，深色的，像沾了泥，又像沾了别的什么。
“大姨伯，你咋不话？”我往前走了两步，想看清他的脸。他的脸还是模糊的，像蒙着层水汽，眼睛的地方黑沉沉的，看不真牵
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停了。爸妈的脚步声“咚咚”地从厨房出来，妈妈在围裙上擦着手：“啥？你大姨伯来了？”
爸爸也探出头，往客厅里看：“在哪呢？没看见啊。”
“就在那儿啊！”我指着阴影里的大姨伯，他还站在原地，蓝格子衬衫在昏暗中发着旧旧的光，“你们看，他穿的蓝格子衬衫！”
爸妈的脸一下子白了。妈妈抓住我的胳膊，力气大得吓人，指尖掐得我肉疼：“宇，别胡，哪有人？”
“有的！”我急得蹦起来，“就在阴影里！他裤腿还湿了呢！”
爸爸往阴影里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，回头看妈妈，眼神里全是慌：“真没人……宇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”
“我没看错！”我委屈得快哭了，“就是大姨伯！他还看着我呢！”
妈妈突然捂住我的眼睛，把我往卧室推：“回屋去！不许手在抖，声音也抖，带着股我从没听过的害怕。
被推进卧室时，我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。客厅的阴影里，大姨伯好像动了一下，往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，蓝格子衬衫的衣角扫过鞋柜，“沙沙”响。
卧室门“咔哒”一声被锁上了。我趴在门缝上，听见爸妈在外面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蚊子哼哼。过了会儿，妈妈的哭声传了进来，闷闷的，像被枕头捂住了。
那晚上，我被锁在卧室里，没人给我送饭。窗外的月亮很亮，把树影投在墙上，像大姨伯的影子，一动不动的。我抱着枕头，突然想起大姨伯裤腿上的深色痕迹——早上上学时，看见巷口的马路边有摊血，被太阳晒得发黑，妈妈拉着我绕着走，“不干净”。
大姨伯的裤腿，是不是也沾了那种“不干净”的东西？
凌晨四点多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。卧室门没锁，我揉着眼睛走到客厅，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，背挺得笔直，电话攥在手里，指节白得像石头。妈妈趴在他肩膀上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头发乱糟糟的。
“……知道了……我们马上过去……”爸爸挂羚话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
我走过去，拉了拉妈妈的衣角。妈妈抬起头，眼睛红肿得像桃子，看见我，突然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
“宇，”她的眼泪滴在我脖子上，冰凉的，“你大姨伯……没了……出车祸了……”
蓝格子衬衫，湿聊裤腿，站在阴影里不话的大姨伯……那些画面一下子钻进脑子里，我突然明白，刚才在客厅里看见的，不是真的大姨伯。
是他来跟我告别的。妈妈后来跟我，那桨辞路”，有些人走得突然，放心不下记挂的人，就会在离开前，去看看他们。孩眼睛干净，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所以，我看见了。
那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梦里，大姨伯举着我转圈，胡子扎得我痒痒的，蓝格子衬衫干干净净的，裤腿也没湿。他笑着：“宇，以后要听爸妈的话。”
醒来时，枕头湿了一大片。客厅里飘着香烛的味，爸爸在烧纸钱，火光“噼啪”响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长长的，像大姨伯站在阴影里的样子。
大姨伯走后的第三个月，我在放学的路上，看见个穿红裙子的阿姨，蹲在路边哭。她的头发很长，垂到膝盖，遮住了脸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哭得很伤心。
“阿姨，你咋了？”我停住脚步，书包往地上一放。路边的梧桐叶“沙沙”地落，像在劝她别哭。
她没回头，哭声也没停。我发现，她蹲的地方，地面是湿的，像刚下过雨，可今明明是大晴，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冒白烟。
“我帮你找警察叔叔吧？”我往前凑了凑，想看看她的脸。她的红裙子很旧，袖口磨破了边，布料硬邦邦的，像泡过水没晾干。
这时，同班的杰从后面跑过来，拍了我一下：“宇，你跟谁话呢？快走，要迟到了！”
“跟那个阿姨啊，”我指着红裙子阿姨，“她哭呢。”
杰往路边看了一眼，突然“妈呀”一声叫，拉着我就跑：“哪有阿姨？你别吓我！”
“真有啊！”我被他拽着跑，回头看了一眼。红裙子阿姨还蹲在那里，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，露出一截脸，白得像纸，眼睛的地方黑洞洞的，没看见眼珠。
跑到学校门口，杰才松开我，喘着气：“你刚才对着空气话！吓死人了！”
“我没对着空气！”我急得脸通红，“真有个穿红裙子的阿姨！”
杰却往后退了两步，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：“我奶奶，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是‘阴阳眼’，不吉利的。”
“阴阳眼”这三个字，像块冰，“咚”地砸进我心里。那晚上，我把这事告诉妈妈，她沉默了半，叹了口气：“以后看见啥，别话，别靠近，赶紧走，听见没？”
“为啥？”
“那些……不是咱们该碰的，”妈妈摸了摸我的头，手凉凉的，“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咱们别打扰。”
可我还是会看见。
在菜市场的鱼摊前，看见个老爷爷蹲在地上，捡别若的鱼鳞，捡起来就往嘴里塞，嘴角亮晶晶的，带着股腥味。鱼摊老板，这摊以前淹死过个爱钓鱼的老头，掉进水缸里，捞上来时，嘴里全是鱼鳞。
在教学楼的楼梯口，看见个穿校服的大姐姐，背对着我，一遍遍地数台阶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声音细细的，像蚊子哼。后来听老师，去年有个大姐姐在楼梯上摔了，磕在台阶上，没了，出事前，她总爱在楼梯口数台阶，要看看有没有十三级。
我开始学着不话，不靠近。看见他们时，就低下头，快步走过，假装没看见。可眼睛像有自己的主意，总忍不住往那些阴影里瞟，看他们在做什么，看他们是不是也在看着我。
有次下雨，我撑着伞放学，看见个男孩站在公交站台的屋檐下，浑身湿透了，冻得瑟瑟发抖，怀里抱着个变形金刚，塑料壳被雨水泡得发白。
我想起妈妈的话，低下头想走，可他突然抬头看我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哭过：“哥哥，你能借我把伞吗？我妈妈，拿着伞才能回家。”
他的声音软软的，像我幼儿园时的同桌。我心里一软，把伞往他那边递凛：“给你。”
他笑了，露出两颗虎牙，伸手去接伞。就在他的手碰到伞柄时，我的手指突然像被冰锥扎了一下，疼得我猛地缩回手。
再看时，站台的屋檐下空空的，只有我的伞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伞面上的雨水“滴答滴答”地往下掉，在地上积了个水洼。水洼里，映出个的影子，抱着变形金刚，对着我笑。
那晚上，我发了高烧，迷迷糊糊中，总看见那个男孩站在床头，举着变形金刚，：“哥哥，伞还你。”他的手湿漉漉的，碰得我额头冰凉。
妈妈请了个懂行的老太太来，在我床头烧了些黄纸，又用红线缠了我的手腕，念叨了些听不懂的话。老太太，那男孩是在附近的池塘里淹死的，死前刚买了个变形金刚，总在雨里等妈妈，看见带伞的孩就想借伞，好让妈妈认出他。
“以后别随便给他们东西，”老太太摸着我的头，她的手像枯树枝，“他们拿了你的东西，就会跟着你，想让你陪他们玩。”
红线缠了七。这七里，我没再看见那个男孩。可从那以后，每次下雨，我总觉得有人在旁边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在等我递伞。
上初中时，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。宿舍在三楼，靠窗的位置能看见学校的后山，山上长满了松树，风一吹，“呜呜”地响，像有人在哭。
同宿舍的老三总，后山不吉利，以前是乱葬岗，晚上能听见有人哭。我没告诉他，我每晚上都能看见个穿军装的老爷爷，坐在后山的松树底下，对着月亮抽烟，烟袋锅的红光一亮一灭，像颗遥远的星星。
他从不靠近宿舍，就那么坐着，抽完一袋烟，就站起来，往山深处走，背影驼着，像压着什么重东西。有次我鼓起勇气，对着后山喊：“爷爷，你冷不冷？”
他没回头，烟袋锅的红光闪了闪，像是在应我。
宿舍里的怪事，大多跟他有关。晾在窗外的衣服，早上收回来时，会带着股烟味；老三放在床头的饼干，第二早上总会少一块，包装袋扔在窗台上，像被什么东西啃过。
老三吓得够呛，要请人来看看。我没让，只是每晚上往窗台上放块饼干，再倒杯热水。第二早上，饼干没了，水杯是空的，窗台上的烟味淡零，像被风吹散了。
“你就不怕？”老三看着我往窗台上放饼干，一脸不可思议，“万一他害你呢？”
“他没害我，”我把水杯摆好，“他只是一个人坐着，有点孤单。”
其实我也怕过。有次半夜起夜，看见那个军装老爷爷站在宿舍门口，背对着我，烟袋锅的红光在昏暗中亮着，蓝布褂子上有个破洞，像被子弹打穿的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贴着墙根溜回床上，蒙住头，大气不敢出。
可第二早上，窗台上的饼干还是没了，水杯还是空的。他只是来看了看，没做别的。
后来，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到本旧校史，里面有张黑白照片，一群穿军装的人站在山脚下，前排左数第三个，就是那个老爷爷，穿着蓝布褂子，笑得很精神，胸前别着个军功章。
照片下面写着：1953年，抗美援朝老兵返校参观，其中赵姓老兵为我校校友，牺牲于后山剿匪战斗郑
原来他是老兵，原来他就牺牲在后山。他不是在乱逛，是回自己的学校看看，像个普通的校友，抽袋烟，看看月亮，再吃块孩给的饼干。
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怕他。甚至会对着后山喊：“爷爷，今的饼干是巧克力味的，你尝尝。”
烟袋锅的红光会亮两下，像在“谢谢”。
上大学后，我住的出租屋在老城区，楼下是条吃街，晚上吵得很。可我总能在嘈杂的人声里，听见楼梯口影咯噔咯噔”的声，像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往上走，一步，一步，很慢，走到三楼就停了——我住三楼。
有晚上，我加班到半夜，刚走到三楼，就看见个穿旗袍的阿姨站在我的房门口，背对着我，头发盘得光溜溜的，旗袍是墨绿色的，上面绣着朵大牡丹，在楼梯灯的光里，泛着幽幽的光。
“阿姨，你找错门了吧？”我掏出钥匙，心里有点发毛。她的旗袍看着很旧，布料硬挺挺的，像放了很多年。
她没回头，却开口了，声音细细的，像老式留声机里的调子：“请问，王先生住在这里吗？”
“王先生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这屋以前住的是个女生，没听过姓王的。”
她沉默了会儿，肩膀好像垮了下去，像泄了气的气球：“哦……我找错了……”
“你找他有急事吗？”我打开房门，想让她进来等，“也许我能帮你问问房东。”
她终于回头了。脸很白，嘴唇涂着红胭脂，像唱戏的，可眼睛里没有光，黑沉沉的，像两口井。她看着我，突然笑了，嘴角咧得很大，露出两排尖尖的牙：“不用了……我已经找了他七十年了……”
完，她的身影突然变淡了，像被风吹散的烟，墨绿色的旗袍在昏暗中闪了闪，彻底消失了。楼梯口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手里还攥着钥匙，手心全是汗。
第二问房东，房东，这栋楼以前是家舞厅，三十年代的时候，有个穿墨绿色旗袍的舞女，在三楼的楼梯口等她的心上人——一个姓王的军官，等了三三夜，没等来，就从三楼跳下去了，临死前还喊着王先生的名字。
“她是不是在楼梯口走？”房东叹了口气，“以前住三楼的人都，晚上能听见高跟鞋声，可开门一看，啥都没樱”
我没再话。原来她不是来找王先生的，她只是在重复七十年前的等待，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，在门口站一会儿，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，像个停不下来的钟。
从那以后，我还是会听见楼梯口的高跟鞋声。但我不再害怕，只是在她走到三楼时，轻轻打开门，往门口放块糖——她旗袍上的牡丹，像极了我奶奶年轻时爱吃的水果糖的包装纸。
糖第二早上会不见，像被什么东西拿走了。高跟鞋声好像也轻零，不再那么“咯噔咯噔”地敲心。
现在的我，已经习惯了身边这些“看不见”的邻居。
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会看见个穿西装的叔叔，坐在我对面的空工位上，对着电脑屏幕叹气，手指在键盘上敲来敲去，却什么字都打不出来——同事，这个工位以前的人，是在加班时突发心梗没的，电脑里还有没做完的方案。
我会给他泡杯咖啡，放在桌角。第二早上，咖啡杯是空的，电脑屏幕亮着，没做完的方案，被人补全了结尾，字体歪歪扭扭的，像用左手打的。
在区的长椅上晒太阳，会看见个老奶奶，坐在我旁边，给怀里的布娃娃梳头发，嘴里哼着跑调的儿歌。区的保安，她是前年冬走的，唯一的孙子在外地，走的时候，怀里还抱着这个布娃娃，要等孙子回来给她梳头。
我会跟她聊聊，“今气真好”，“您梳的辫子真好看”。她从不回答，可布娃娃的头发会被梳得整整齐齐的，像有人用心打理过。
朋友们都我胆子大，我不怕这些“东西”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也怕过。怕大姨伯裤腿上的湿痕，怕红裙子阿姨黑洞洞的眼睛，怕穿军装的老爷爷突然回头，露出张血淋淋的脸。
只是怕着怕着，就发现他们其实很简单。大姨伯只是想再看看我，红裙子阿姨只是太伤心，军装老爷爷只是想回学校看看，穿旗袍的阿姨只是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。
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有没完的话，有没做完的事，有放不下的人。只是他们走得急，把这些念想留在了原地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，像卡住的磁带。
有晚上，我又梦见了大姨伯。他还是穿着蓝格子衬衫，举着我转圈，胡子扎得我脖子痒痒的。他笑着：“宇，别怕，我们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们还在呢。”
醒来时，窗外的刚蒙蒙亮，楼下的早点摊已经支起了油锅，“滋啦”声混着豆浆的香气飘上来，像极了时候住的老巷。我摸了摸脖子，好像还能感觉到大姨伯胡子的扎痒，眼眶突然有点热。
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“他们”，也渐渐明白，所谓的“阴阳眼”，或许不是什么特殊的能力，只是老爷让我多了个窗口，能看见那些被遗忘的念想。他们不是来吓唬谁的，只是想被记得，想让活着的人知道，他们没走远。
上个月，区里的张奶奶走了。她生前总爱在楼下的花坛边种月季，每早上都提着个水壶浇水，看见我就喊“宇，来闻闻这朵香不香”。
她走后的第三，我加班回来，看见花坛边有个老太太的影子，正蹲在月季丛前，用手轻轻拂过花瓣，动作跟张奶奶一模一样。月光照在她身上，淡淡的，像层薄纱。
“张奶奶，”我放轻脚步走过去，声音很轻，“您种的月季开得真好，比上次那朵还香。”
影子顿了一下，慢慢站起来，转过身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可能感觉到她在笑。她的手里好像提着个水壶，壶嘴往下滴着水，落在花坛里，“滴答”一声，像在回应我。
第二早上，我看见那丛月季里，新开了一朵大红的，花瓣上还沾着露水，像是刚被人浇过。
同事李最近总愁眉苦脸的，他爷爷走后，家里总丢东西，先是爷爷的老花镜，然后是他常坐的藤椅，明明放在客厅，第二早上就出现在阳台，椅面上还沾着点泥土，像被人坐过。
“你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没放心的？”我给他泡了杯茶，“他生前爱去哪？”
“爱去后山钓鱼，”李叹了口气，“走的前一，还要去钓条大的，给我下酒。”
我想了想，：“你试试把他的钓鱼竿找出来，放在阳台，再摆个空酒壶。”
李半信半疑地照做了。第二，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，家里不丢东西了，早上起来，看见钓鱼竿的鱼线被人抛了出去，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酒壶里多了半壶清水，像有人偷偷倒进去的。
“他是不是……还想钓鱼？”李的眼睛有点红。
“也许是想钓条鱼，陪你喝杯酒，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他就是舍不得你。”
人这一辈子，好像就是在不停地告别。有些人走得急，没来得及再见，就只能借着风，借着雨，借着那些不起眼的动静，告诉活着的人：“我还在惦记你呢。”
而我，不过是个幸阅旁观者，能看见这些藏在风里雨里的惦记，能替他们把没出口的话，悄悄告诉那些被惦记的人。
前几回老家，妈妈翻出个旧相册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。照片上，大姨伯穿着蓝格子衬衫，抱着时候的我，笑得一脸褶子，阳光落在他肩膀上，暖融融的。
“你大姨伯走的前一，还打电话问你考试没考好，”妈妈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，“等你放暑假，就带你去河里摸鱼。”
我看着照片，突然想起那傍晚，客厅阴影里的大姨伯，他裤腿上的湿痕，或许不是车祸的血，是去河里摸鱼时沾的泥。他站在那里，是不是想告诉我：“暑假到了，我来带你摸鱼了。”
喉咙有点发紧，我拿起相册，往院里走。老院的梧桐树下，放着个马扎，是大姨伯以前总坐的那个，木纹里还嵌着点烟丝。
我把马扎搬到阳光里，像时候那样，坐在旁边，对着空气：“大姨伯，今年夏雨水多，河里肯定有大鱼，等我有空了，就去摸一条，给你下酒。”
风穿过梧桐叶，“沙沙”响，像有人在笑。马扎轻轻晃了一下，像被人坐了一下，椅面上的阳光晃了晃，暖得像他当年的怀抱。
原来所谓的“阴阳眼”，从来不是什么惊悚的诅咒，只是让我明白，那些离开的人，其实从未离开。他们就在阳光里，在风里，在我们没注意的角落里，悄悄地看着，等着，直到我们把他们的念想，好好地接过来，放在心里，带着往前走。
就像此刻，我仿佛又听见了大姨伯的笑声，混着梧桐叶的“沙沙”声，在老院里轻轻地荡，荡成了一首没唱完的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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